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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星期二，名为“中国教务会议百年：历史与当下”的国际会议在罗马举行。此次会议由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和新地方教会部所属宗座传信大学主办，并由信仰通讯社和中国牧灵委员会协办。

在会议上，上海教区沈斌主教发表了讲话，以下为讲话全文：

尊敬的各位主教、主内的兄弟姊妹、各位专家学者：

今天，来自不同地方，说着不同语言的教会神长以及教内外学者共聚一堂，借纪念上海主教会议召开百年契机，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共同探讨和交流耶稣基督赋予我们时代的使命。

作为一名主教，我的内心十分感动。对于研讨会主办方的邀请和精心安排，我谨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认为，这次研讨会以中国教会的历史和发展作为主题，十分有意义。我相信并祝愿，经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此次研讨会将取得丰硕的成果。

在耶稣基督内，各地教会互为肢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启迪，取长补短。圣经上说，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人，只有一位老师，那就是耶稣基督（参玛 23：10）。那么，我们如何听得到基督的声音呢，特别是在这个与任何时代都大为不同的时代里？我想，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学习聆听别人，基督闻所未闻的声音，经常通过一个他者，通过某种外语传达给我们，就像教会诞生时圣神降临的景象。

1922年9月，刚恒毅总主教（Celse Constantini，1876 - 1958）离开意大利赴中国，11月抵达中国，他到中国的路程漫长而艰难，就像他后来推动的中国教会本地化事业。现在，我们用一天时间就可以从北京到罗马，而且我们不用像刚总主教当初那样，对教会本地化的议程秘而不宣，在这点上，我们早已跨越了各种阻碍，形成了共识。但不应忘记，我们今天获得的出发点，与刚总主教为了基督福音扎根中国大地，与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应，在中国传教区力排众议，以先知的胆识和出众的才智所做的事情密切相关。

确实，在当时的形势下，刚总主教希望推动的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当时的中国传教区，大部分外国传教士早已习惯外国列强，特别是“保教权”给教会提供的保护，中国教会因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享有众多特权，这对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在某些人看来或许带来许多“便利”，在这种情况下，放弃这些特权和“便利”，无异于放弃教会在中国社会的可见威力。

但恰恰在这点上，刚总主教针锋相对，在他看来，一个长期依赖外国传教士，依赖外来势力保护，被中国人称为“洋教”的天主教在拥有深厚和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是走不远的，即使有一些暂时的结果，这些果实也难说符合基督精神，是从福音的生命树上开出的果实。因此，刚总主教在推行教会本地化的目标上信心坚定，步伐有力，没有这些上海主教会议便不可能。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吧。1840 年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以不平等条约为名干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事务。

同时，某些传教士对欧洲文化有强烈的优越感，殖民观念日益膨胀，他们在传教区传教的同时常伴有文化殖民的意向，他们垄断教会管理权，歧视当地神职人员，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政治等具有根深蒂固的偏见。随着中国人民民族情感的高涨，教会与民众间的矛盾不断加强，大众对天主教的仇视逐渐加深，冲突事件时有发生。

在这过程中，教廷逐渐看清教会与西方列强保持紧密关系以及“保教权”的危害，致力于创造新的福传格局，重新定义教会与所在国或地区在政治文化上的关系。这些精神反映在1845年教宗额我略十六世批准传信部颁布的《论本地神职》，以及1919年由本笃十五世颁发的《夫至大》牧函。

1922年，教廷委派刚恒毅总主教作为宗座代表远赴中国。他按照《夫至大》牧函精神，着力推动中国教会本地化。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主教会议，为两年后6位中国主教在罗马的祝圣铺平了道路。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在这六位主教当中，就有我们江苏海门教区的朱开敏主教。所以我们海门教区，很早就从上海主教会议受益。

由于随后的种种阻力，上海主教会议并没能给中国教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根本改观。例如在栽培和任用中国本土神职人员上，数目并不可观，截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中国的137个教区中，只有29个教区的主教是中国主教，20位总主教中只有3位是中国人。中国天主教并没有真正从外国势力的控制中摆脱出来，成为一项由中国基督徒主导的事业，中国教会依然没能摘下“洋教”的帽子。

回顾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为了辨明天主圣神引领中国教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前进方向，对此，我觉得有几点值得我们深思。

一、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忠于基督福音。中国天主教作为天主教的一个完整地方教会，遵循天主教的传统信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会在不断努力适应新的政治制度的同时，始终忠于自己的大公信仰。中国政府实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没有兴趣去改变天主教信仰，只希望天主教的神长教友站在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在天主教界成立爱国组织时，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就表示，对天主教友在精神事务方面与罗马保持相通一事表示理解。时任政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也表示，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进行宗教联系，人民政府并不反对，但只有在不违反中国人民利益，不侵害中国主权和梵蒂冈改变了敌视中国政策的前提下，才可以和梵蒂冈发生宗教事务上的关系。

2022年召开的第十届天主教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章程》。《章程》第四条写道：“本团体宗旨为：以圣经和圣传为依据，本着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圣而公教会的传统和梵二大公会议精神，维护信德宝库，藉圣神赐予的恩宠，宣传福音，广扬圣教”；第八条写道：“本团体在信仰及福传事业上，依据主耶稣基督对宗徒们的派遣和圣神赋予宗徒们的权力，履行牧职使命，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与宗徒之长伯多禄的继承人保持共融”。

二、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具有中国立场。在处理教会与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上，我们必须回到圣经上所说的“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从西方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但由于习惯的作用，他们有意无意地沿用西方的政教关系来比较和衡量中国的政教关系，这就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特别在鸦片战争以后，一些传教士具有强烈的欧洲文化优越感，甚至抱着利用基督宗教改变中国社会文化的意图，这必然遭到很多中国人的抵制以至于厌恶，在那时的很多中国士大夫和民众当中，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反教思潮甚至社会运动，天主的教会与中国的社会产生了一道鸿沟，妨碍了爱的福音在中国人民当中的更大传播。

三、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与现代中国相向而行。今天，中国人民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天主教必须与之相向而行，走一条与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应的中国化道路。我们号召中国的神长教友爱国爱教，把教会的发展与人民大众的福祉紧密联系起来。教宗方济各也常指出，做一个好基督徒不但与做一个好公民不相悖，而且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关于这一点，刚总主教在上海主教会议说的一句话，今天依然十分重要。他说：“当地的天主教徒，应该是天主家庭里的成员，是它神国里的人民。可是，他并不因此放弃自己的祖国，却仍是那个国家的人民。”我们常说，信仰可以无国界，但信者却有自己的祖国，有源自自己祖国的文化。

四、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接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对于上海主教会议涉及但却无法加以实施，或已实施却需要继续完成的事业，如鼓励中国教会探讨以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天主教信理；提倡教堂建筑、教会艺术及音乐采取中国传统风格，推进教会艺术中国化；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于教会礼仪等等，都是我们今天推进天主教中国化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展望未来，中国天主教将继续按照保禄宗徒说的“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为的是总要救些人”的福音教导，把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传教士开启的教会中国化道路，把上海会议有关建设本地教会的方向发扬光大，不断把中国教会建设成一个合乎天主圣意，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为当今中国社会喜悦的圣而公教会。

谢谢!

(来源:Agenzia Fides 21/05/2024)